
“亲历者,见证者”
这是在宋亮亮去世满圈刷屏的那天,有“中国高尔夫史料第一人”之称的吴若成在朋友圈为他如此盖棺论定。
宋亮亮
除了亲历过邓公到十三陵视察的历史时刻,宋亮亮也参与完成了“九个半球场”时代的一个重大使命--培养中国高尔夫职业选手。
九十年代初,宋亮亮担任北京乡村高尔夫俱乐部总经理期间,做东开了“第一届北方高尔夫培训班”。后来北京城第一批业余高手,不少出自其门下,包括后来北京高球江湖的掌门人、北京高协常务副主席范越。
当时培训班里有几位来自日本知名品牌华歌尔的高管。基于此契机,华歌尔就和宋亮亮合作,于1996年在北京第77中学设坛开课。这就是著名的北京77中学高尔夫班,弟子们包括后来在中巡赛上风生水起的李超和尚磊。有趣的是,以日本女式内衣为主打的华歌尔,在其合作的高尔夫班却培养出的众多男球星。
随后,北京高尔夫球协会如法泡制,由范越牵头,与北京82中学合作。一时间北京出现了两位高尔夫校长,一位姓宋,一位姓范。
1991年北京高协成立时,原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和原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分别担任主席和名誉主席。当时的常务副秘书长在两位校长之间选择,结果范校长当选,成了北京高尔夫的代表人物。而宋校长也就策马辗转去了国家体委,成了中国高尔夫众口皆碑的“宋指导”。
范越结缘高尔夫,始于1990年北京亚运会。他当时是北辰集团的团委书记兼保卫消防科长,亚运村的高尔夫练习场属其管辖。
范越
亚运会结束后,范越下海承包了北辰高尔夫练习场。宋亮亮在北京乡村高尔夫俱乐部的培训班也应在此时。
范越最爱说的其中一个段子就是,在1998年中国高尔夫队备战亚运会时,他差点打入正选。从1990年亚运村的保安消防科长,到1998年亚运会中国高尔夫队的第一替补,自然是一个谈资。
他另外还有个小传奇。从北京高尔夫球协会成立起,直至2024年,他一直是协会的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云起云落,花开花败,在地方协会里任职33年,范越是中国高尔夫江湖的第一人。
只是因缘际会,两位校长都错过了“江门初盟”,算是留下了江湖的小遗憾。
还有两位“九个半球场”的元老错过了“江门初盟”--北京乡村高尔夫俱乐部的程氏兄弟,春博和春雨。
倒是天津派出了四个代表,杨柳青镇的张强和杨俊、团泊湖的王清明以及花明镇贯庄的于二哥。
“九个半球场”中,顶著国际球会名号的,还有天津温泉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其实从后来的演变看,还真不如一开始就俗些,叫天津东丽区花明镇贯庄高尔夫球会。
怎么讲?
因为该俱乐部所在地是天津著名的乡镇企业所在地花明镇贯庄,球会董事长也是天津有名的村支书刘洪海,投资人是来自日本横滨的福建华侨卫德夫。
卫德夫本来只是一位中间人,结果项目最终落在他手里,变成投资商。他变卖了横滨的祖产,勉勉强强凑了钱回来投资了这个高尔夫球场,也请来了在日本挺有名的设计师福田浩。
在盐碱地上造高尔夫球场有多难,估计当时刘洪海和卫德夫都没概念。即使是当时俱乐部的第一任中方经理,贯庄大队长孙学智,恐怕也始料未及。
孙学智后来潜心草坪业务,成为中国第一代草坪专家。他将球会的业务交给其助手,即贯庄人都爱称之“二哥”的于庭勇。而当时日方总经理是田悦生,代表卫德夫管理球会。
于是就有了和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举办的“中山杯”齐名的是天津的“市长杯”。
缔结友好城市是天津市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策略。其中日本神户、美国费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是最早和天津结盟的城市。到了天津国际温泉高尔夫俱乐部开业时,这份友好城市名单已扩展到包括日本的四日、波黑的萨拉热窝、法国的北加莱、意大利的伦巴第及荷兰的格罗宁等地。
所以,以高尔夫作为媒介为友好城市之间搭桥,成为了天津及温泉球会作出的一个姿态。
球会于1987年8月28日开业,并以第一届“市长杯”的名义,邀请了当时的市委书记李瑞环来开了第一个球。
“市长杯”一共举行了11届,都是我在张罗。”于庭勇说这话时,是在2024年的8月,其实他也是在一年前重回这个球会。
{jz:field.toptypename/}二龙戏珠的大门廊依然保持着原貌,而球会及贯庄复杂的人际关系也不曾改变。问及他在球会的职责时,他也只是说“在维持”。
天津温泉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球场在九十年代改造了一次,是于庭勇主持的。然而改造之后球会一直处于惨淡经营的状态。在孙学智离开球会全心经营他的草坪业务后,于庭勇接任中方总经理,但在2002年他也离开了球会。
到了2010年,日方把球会股份完全卖给了贯庄。
其实,无论是否离开天津国际温泉高尔夫俱乐部,是否在职,“于二哥”一直是天津高球江湖的代表人物。他还参与建造了好几个高尔夫球场,如唐山南湖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天津江南集团领世郡、内蒙的维信国际高尔夫度假村。
“于二哥”一直是天津高球江湖的代表人物
维信国际高尔夫度假村的球场设计师卢军也曾多次提及,正是在天津,于庭勇介绍他认识了维信球场的东主郝建寛,从而开启了他的西北球场设计生涯的好运起点。
天津高尔夫全盛时,曾有16家球会。1999年天津高尔夫球协会成立,于庭勇任秘书长,一做就做了18年。前几年进行了改选,他转任协会监事长。
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贯庄的天津温泉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开业的同年,北京又崛起了两家球会--顺义区的北京高尔夫俱乐部和朝阳区的北京广济堂高尔夫俱乐部。它们都是中日合作项目,中方均为国家体委体育服务公司。该公司先是和日本的广济堂在朝阳区共建了九个洞的球场。后来它们又和日本的泛亚公司合作,在顺义区打造了北京高尔夫俱乐部,就是后来高尔夫人们口中的“北高”。
位于长虹桥农业部附近的广济堂9个洞旧址如今已然蕩然无存了,但练习场仍在。
黄文还在!
在“江门初盟”里,黄文是唯一入镜的女性。虽然她当时是以宁波启新高尔夫俱乐部副总经理的身份“入盟”的,但在第一代高尔夫人看来,她的北京广济堂高尔夫俱乐部的烙印是去不掉的。
“我是1967年出生的,属羊,和中山温泉第一代选手黄丽瑜是同年同月同日同城出生。”这是黄文常说的开场白。
只是和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初代选手同城不同命。黄文后来到北京49中上学,原因是她父亲乃是中国第一代短跑名将黄巧叔,所以黄文出生于中国体育世家。她久居北京,自然要比黄丽瑜、林燕媚等桂山中学的姐妹们机会要多一些。
1985年,黄文高中毕业前就进入正在筹建的广济堂球场,很快被派至日本学习,同行的还有大连的年少美等人。当时中国有两批青年学子在日本学习高尔夫,程军、吴相兵那些河北“风华85”是第一批。黄文和年少美所属的“广济85”是第二批。说起来,这“广济85”是最早赴日学球的女性了。
“到日本前,我们并不知道程军他们已经在那里了。后来还是他们看到日本报纸上登了我们的消息,打电话过来,我们才联系上。不过,真正见到程军他们,还是在1987年广东全运会。我们都分别回来参加表演赛,才分出谁是谁。”听得出,黄文挺会处事的。
而她最出名的经历,是1987年回国前在广济堂富士山国际球场实习时,特意留下了前来打球的日本政治人物桥本龙太郎的练习场打球卡,因为上有桥本的亲笔签名。
广济堂当时在日本高尔夫江湖是一个实力派,其董事长樱井义晃拥有不少球场,也长期冠名赞助日本女子巡回赛。而在当时北京城市中心的东风农场地盘能做出九个洞的高尔夫球场,可见其本事不小。
北京广济堂高尔夫俱乐部的球场及会所修建都出自日本的大成建设。该俱乐部在1987年春天开张,俨然是北京城中盛事。俱乐部总经理平田也是圈中第一批名人。会所里会长名单也高挂著当时国家领导人的名字。
开业之日,黄文从日本回来,负责接待各路贵宾。随后她又去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完成了全运会表演任务,之后重回日本完成三年见习。
黄文回国后不久便开始执教。北京燕莎后面的环球高尔夫球场曾是她的落脚地。她的高足包括牛培宇、钟笑龙及在中国男子巡回赛上多次夺冠的李超。
黄文的处事风格更为她在中国高尔夫短暂的历史上留了好几笔佳话。
1993年,北京首都机场候机厅破天荒出现了高尔夫球场广告,画面是环球高尔夫球会,挥杆的美女就是黄文。这球场如今已不在,但黄文的挥杆动作依然留在北京的高尔夫人心中。
她还是第一个把婚礼登上专业杂志的高尔夫女性。 2001年《高尔夫》杂志12月刊,登载了一版《球场上的婚礼》的图文,主角正是黄文和其老公黄涛。婚礼现场设在北京窑上高尔夫俱乐部。
2001年《高尔夫》杂志刊登的文章(照片来源王志刚)
当然,长留中国高尔夫史册的,是她在“江门初盟”上成了唯一的女性。
当黄文讲述这些往事时,她正身处北京亦庄。在那里,她开了家室内模拟器练习馆。而那位“球场上的婚礼”的男主角黄涛在隔壁开了个淮扬菜的馆子。这两个场子也慢慢成为北京一帮老球友怀旧的地方,常客中包括北京高协的常务副主席范越。
黄文(右)在其练习馆接待来访者
在黄文和范越的亦庄饭局上,北高和乡村的渊源是一道永远的佳话。
熟悉这两个球会的人都知道,两个球场隔了一个漕白河水库,当中有一个向阳闸桥。西边是地处马坡乡的北京乡村高尔夫俱乐部,东面就是北京高尔夫俱乐部。乡村C场第4洞边上有个铁门,走出去隔水库而望,北高尽在眼前。
北京高尔夫俱乐部是为1990年北京亚运会而建的,北京乡村高尔夫俱乐部则是亚运会的练习球场。在那一年的亚运会上,也是中国人首次近距离地欣赏了高尔夫为何许物也。但这两家球场并非是简单的正选和备胎的关系。
长期以来流传坊间的版本是,当年京城的日本人纷纷经过马坡乡到对面的北京高尔夫俱乐部去消费,马坡乡的农工商公司总经理程春博也想去打球,但是没有外汇券,所以吃了个闭门羹。
伤害性不大,侮辱性不小。
于是,程春博就在马坡乡自己修了个高尔夫球场,而且愈修愈上瘾,最后修建了6个9洞高尔夫球场。
北京乡村高尔夫俱乐部
“其实这版本似是而非。”程春雨在乡村会所说这番话时,已经是2024年的盛夏。
据他介绍,程家兄弟和高尔夫的结缘要早于北京高尔夫俱乐部的问世。哥哥程春博1950年生人,弟弟春雨是1959年的。现在春博已经去世,春雨也从乡村球会的总经理位置上退下来了。
北高是1987年6月开张的,而程家兄弟接触高尔夫则是在1986年8月。
“这是我们当时木箱厂的产品。”春雨那天在会所给客人展示了三根木杆,分别是1号、3号和5号,杆头上都刻著“Ultimate Star Beijing”及五颗星,一大四小。
摆放在会所的球杆
这一展示,让时光倒流至1986年,程氏兄弟在马坡开木箱厂的时期,当时春博是厂长。马坡乡的山上长满柿子木,厂里和日本人合作,生产加工柿子木制成的高尔夫球杆头。后来,春博还带人去日本考察过高尔夫球场。
如此说来,顺义马坡乡的程家兄弟也是新中国最早高尔夫球具的制造者。
也正是因为这五星的杆头,才有了后来和北京高尔夫俱乐部的交集。
“也是在1987年,我哥带著这五星球具,想到东边球场的练习场去试打,结果去了两次都被拒在门外。一怒之下,我哥就决定自己弄一个球场。”
长话短说,农民企业家要弄洋玩艺收外汇券,赢得了北京政府的支持,尤其是当时北京顾问委员会主任,曾任顺义区长的王宪的支持。
政府支持之下,就有了北京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副总经理宋亮亮出任北京乡村高尔夫俱乐部第一任总经理的盛事。他上任的三把火中,除了举办全国性的业余赛事外,还有举办培训班。
这时候,中国本土设计师牛忠贤也登台了。
牛忠贤本来是国家体委翻译。1987年9月,以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球队队员为主体的中国高尔夫代表队首访北美,出战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就是他担任随队翻译。
1987年,牛忠贤(后排戴眼镜者)为中国代表队访美的随队翻译
此行也令他成为国家体委里不可多得的高尔夫“资深”人员。当时亚运会在即,北京高尔夫俱乐部成立后,他顺理成章地成为副总经理,也就很快认识了邻村的程春博。
程春博要建球场,挖的第一个专才自然也是“老牛”。很快牛忠贤离开北京高尔夫俱乐部,成为北京乡村高尔夫俱乐部的设计师。
北京乡村高尔夫俱乐部于1991年建成开业。
在当年该球场的设计中,有不少段子,如今看来都是啼笑皆非的案例,只是当时笑不出来。
其中最经典的就是在A场第三洞,一棵大树矗立在果岭上。北京的资深打球人至今都应记得。
球场建成,牛忠贤的球场设计瘾被焕发出来,在1992年索性离开体委下海,投身到当时新中国最早的高尔夫球场设计公司--兰星公司,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设计师之首。
牛忠贤和妻子在球场漫步
很快该公司集结了当时中国的第一批球场设计师,其中包括西北汉子卢军。中国高尔夫球场设计便多了一些故事,此书也会慢慢道来。
“是否可以说,牛忠贤是中国第一位本土设计师?”那天有人问程春雨。
不过,程春雨更愿意说,第一位本土设计师是程春博,“老牛是按照我哥的想法落实设计细节的。”
兄弟情深,如此说也可以理解。
北京乡村高尔夫俱乐部的会所客厅里挂了两幅图:一幅是该球场的改造工程平面图,一幅是海南美兰高尔夫俱乐部的平面图。
程春雨(左)与戴耀宗(右)
“其实不管我哥还是老牛,当时对高尔夫球场设计了解都不充份。当我们手里有点钱后,就在2006年去海口建造美兰球场。我们请了澳大利亚的Graham Marsh来设计后,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设计师。”春雨这句话还是相当中肯的。
正因为看到了高手,程春博后来请Graham Marsh到北京乡村高尔夫俱乐部,改动了27个球洞。所以现在该球场也一目了然,中间有一条路,东面的是新场27洞,西边的是旧场27洞。
说到海南美兰高尔夫俱乐部,必须提到一个人--郑军。
程氏兄弟说过,他们曾举办过一场日巡赛,就是2012年在海南举办的。当时,球场讬管给重庆华雅高尔夫管理公司。
华雅公司董事长是曾在日本学习工作的重庆人郑军,堪称西南高尔夫的主要推手。他回国后曾任重庆高尔夫球协会的首任会长,也曾长期在深圳高尔夫圈中浸淫。深圳高尔夫俱乐部的程军和张连伟都是他好友。
而在管理海南美兰高尔夫俱乐部时,郑军的助手正是刚离开日本高尔夫振兴会的高桥秀树,两人在美兰联手举办了日巡赛认证的赛事--2012年凯梅瑞杯对抗赛。
郑军的特立独行令中高协颇为头大,这在江湖上不是新闻。在凯梅瑞杯赛之前,他曾在北京华彬庄园和珠海金湾高尔夫俱乐部主导的日巡赛,都绕开中高协,和地方高协合作办赛,而每次都能成功办赛。本书也将在中巡赛章节中提及。
凯梅瑞杯对抗赛是郑军的杰作,也是程氏兄弟的坊间一项谈资。
北京乡村高尔夫俱乐部于1990年9月16日开业时,前来祝贺并开球嘉宾的包括国家原副总理田纪云和中高协原主席荣高棠,主持人是著名的央视名嘴宋世雄,一时成为京城佳话。球场也迅速成得到北京第一批打球人的认可。
北京乡村高尔夫俱乐部落成后,也标志著京津第一批高尔夫球场随著亚运会的热潮,浮出江湖。
四年之后,新中国高尔夫在南方有了第二次浪潮,其中代表性球场是深圳观澜湖高尔夫球会。
